黄通兵

有子见此有感，说他独独不能理解丧礼中对于三踊(一踊三次跺脚，三踊九次)的规定，像小孩子那样纵情表达就可以了，何必要有具体的限制？有子之说，着眼于内在情感的抒发，是对本的回归，也颇符合子游丧致乎哀的主张。

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学意义上的自知不同于现象学的内意识，因为这种内意识并不参与道德评价，也不与实践活动存在必然联系。为什么呢？阳明在最晚年的《大学问》中明确指出： 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所以，晚年阳明强调，良知本体不仅具有返向自身意识的自知能力，还具有对意之所向的所有意识构成的行为事物都能当下作出明觉精察的判断。（《论语·公冶长》）这是坦承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能真正做到内自讼的人。尽管阳明并未说过以良知致良知，这是王畿根据阳明的良知自知论而提出的命题。进言之，自知是自己内心意识一旦启动之后，即刻对这一行为意识做出反省自察，而这种反省具有内在性与当下性，因而是一种直接当下的自我反省意识。可见，作为独知的良知是唯一而绝对的，作为良知的独知是超越而存有的，至此，独字被阐发出一层唯一而又超越的意涵。

这是说，一个人能真正自知其过错是很少见的，更何况知道自己犯错之后，能作出自我反省者则更为罕见。王畿的这些说法应当是对阳明良知学的理论拓展。那么，子游则已经以人情为基础，以其内在的发生及表达为前提，转而从制礼作乐的角度论证礼的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

子夏的不足，是缺乏内在的深爱。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由此，简文从心术特别是情的角度，对礼乐之道尤其是乐教作了细密的重构，提出：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李零认为，第一术是心术，另三术是诗、书、礼乐，后者从心术派生，并受心术指导(参见李零：《郭店竹简校读记(增订本)》，第153～154页)。

《性自命出》则说，天降而有命，命中蕴含了性。二来，性与情有所区分。

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但是，荀子在批评思孟五行说的时候，却提到：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现在我们知道，《中庸》不是这条道路的最初表达。那么，后者实际上是对孔子习相远的进一步阐明，代表了孔门七十子的共同见解。

至于子思，在受子游思想的启发之余，也受其他弟子尤其是曾子的影响。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其二，对人性的存在、活动与作用方式有一系统的了解，并以此定位儒家礼乐教化的意义。性是出于命的，命是源于天的。

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强的主张。它在继承孔子之学的德教本质的同时，为教化的必要性和方式作出了新的论证，也为后人讨论人性、性情、心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框架。

据《论语》，他学干禄、问十世、问令尹子文、问陈文子、问善人之道、问明、问崇德辨惑、问政、问达、问高宗谅阴、问行、问仁、问从政，皆可谓着眼不凡，但多直接用力于为政。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

(14)不是孤立地看这些行为的表相，直接得出判断。在此，需要区分好恶的内在倾向与好恶的具体活动。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故被视为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儒家心性之学的早期形态的代表。更有可能，是时代之演进和思想之提纯的结果，具有思想史上的前后承继关系。

根据我们的理解，《性自命出》的义理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7章)(30)以性为核心，阐述人性的作用原理，以长性者，道也为归趣。子游之下，公孙尼子或是子游的直传，由乐教方面的得力，撑开性情论的探讨和礼乐教化的主张。

此言其未经学问，虽亦能善，而不到深奥处。人性感物而动的一个本源的、直接的表现，就是好恶。

至于它们的关系，或许并不是谁引用谁的问题，(25)更可能是一个思想的原始表达与成熟表达的关系。子夏流于表面的奉养，子游任其内心深爱的表达，这与他们的思想品格是一致的。

如姜光辉先生认为，《中庸》一书反映了子思的成熟的思想，其起首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语隐括了《郭店楚墓竹简》中《性自命出》的内容。故许多学者认为，简文作者在此提出了一种普遍的人性论。究竟哪一部分得以实现出来，成为主导人生的方面，取决于后天的势的作用。(12)子张的格局虽大，但问题是较少用力于为己、为仁。

但子游却识别出了他，依据了两点：路不走小径，没事不到邑宰之室。(陈来：《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初探》，《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3、35页) (19)李天虹：《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9～122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1页)按，从下文可知，子游并没有抛弃丧礼仪程、任意表达哀情的意思。(26)后来，《性自命出》失传，《檀弓下》在流传、整理的过程中，或人误在两层隔断之处增入舞斯愠，造成了文义的纠葛。

关于道四术的义理阐发，参见匡钊：《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可以推测，作者是对话在场者的可能性很大。

陈来认为，简文的命即生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论环节，从而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命(作为活动)相区分(参见陈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儒学人性论》，《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87页)。《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二语隐括之。②但同是以文学著称，游、夏之间仍有重要的差别。有人认为，它已经具有了性善论的萌芽。

但问题是，在此之前，门人是否已有一个确切宗旨在？先有宗旨，则一切细谨的活动，皆可在此宗旨之下得以安顿，成为成德之学的内部环节。简文认为，人性的活动，源于外物的感应，取决于内心的好恶，通过操习而稳定下来。

有子见此有感，说他独独不能理解丧礼中对于三踊(一踊三次跺脚，三踊九次)的规定，像小孩子那样纵情表达就可以了，何必要有具体的限制？有子之说，着眼于内在情感的抒发，是对本的回归，也颇符合子游丧致乎哀的主张。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

宋明之后，更以二人为道统相传的两环。我们认为，《性自命出》的作者更有可能是子游。